[文/观察者网阮佳琪]配资行业查询
据中国外交部消息，2024年12月13日，中美两国政府代表在北京换文签署了《关于修订和延长两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议定书》，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STA，后简称“协定”）自2024年8月27日起延期5年。
当时，这份“协定”在期满后历经两次延期波折，经过长达一年多的拉锯谈判与反复协商，才终于在漫长等待后尘埃落定。续签过程之艰难，恰恰反映出今天的中美科技领域合作已经深受地缘政治影响。
“（课堂上），我们曾经深入讨论了2023-2024年最新一轮‘协定’的谈判情况，以及新‘协定’的制定为何耗时如此之久，”美国知名学者丹尼斯·西蒙（DenisSimon）向《南华早报》回忆道，“当时有中国学生提问道，“既然双方缺乏信任，为何还要续约？”另一名来自美国的学生则回答说，‘因为信任总得从某处开始建立。’”
西蒙是美国知名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2006年“中国政府友谊奖”的获得者。在过去40多年里，他始终在中美之间发挥合作桥梁的角色，多次旗帜鲜明地反对美方阻碍“协定”续签，批评美方试图削弱与中国的科技合作是“愚蠢之举”。
据港媒7日报道，西蒙同时在北京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教授一门关于中国科技政策的研究生课程，“协定”相关内容正是课程的核心部分。他认为，“协定”是中美关系的风向标。
西蒙告诉《南华早报》，自己在课堂上始终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关系格局中，科学（合作）既是桥梁，也是战场”。那场让他记忆深刻的中美学生课堂“交锋”，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资料图：丹尼斯·西蒙 图自CGTN
“‘协定’仍未真正重启”
作为1979年中美建交后签署的首批政府间协定之一，《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一直被视为两国科技合作的重要象征。该“协定”通常每5年续签一次，上一次全面续签是在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期间。
在西蒙看来，“协定”在覆盖范围、存续时长与象征意义上都独具特色。相较于制度化程度更高但政治色彩较淡的美欧科技协议，以及虽然力度强劲但极少成为双边关系核心的美印、美日科技协议，中美“协定”的地位尤为特殊。
在拜登政府任内，“协定”分别在2023年8月和2024年2月两次获得半年延期，而非全面续签。去年年底，特朗普赢下美国大选后，一直听不到动静的“协定”很快传来了续签的消息。
根据美方的说法，新“协定”仅涵盖“基础研究”，不会促进“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开发方面的合作”。据美媒报道，未涵盖内容包括与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有关的技术。
有美国务院官员进一步解释称，“协定”的实质性修改将明确合作仅限于政府层面，并将交流范围限制在“互利领域的基础研究”，例如地震传感器数据等，同时强调加强政府内的跨部门审查等。
《华盛顿邮报》、美联社等美媒当时指出，修改后的条款缩小了合作范围，并增加了额外的保障措施，映照出当今中美关系的紧张现实。激烈争夺技术主导地位的两国都重申有兴趣促进合作，但各自都有担忧。
“让‘协定’恢复生机的最大障碍，仍然是挥之不去的政治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在多个领域仍显根深蒂固。”西蒙告诉《南华早报》。
他说，“协定”之所以被视为中美双边关系的基石，源于其高度的象征意义——它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两国首次正式且和平的接触。在外交关系尚处脆弱阶段的当时，科技合作为建立信任提供了政治上的“安全”基础。而这种合作的整体影响深远，让“科技外交”从概念变为现实。
但在当前地缘政治格局下，“协定”正处于国家安全关切、经济竞争力与科技民族主义的交叉点。当前关于“协定”的讨论，已不仅关乎于科学本身，也引发了关于美国应在多大程度上与所谓“战略竞争对手”展开接触的激烈论战。
西蒙介绍道，“协定”的每次续签，都反映出不同时期的优先议题变化。20世纪80至90年代，“协定”的合作重点集中在农业、水文与能源领域；21世纪初，生物医药和环境领域的合作有所增长；到了2010年，“协定”的重心转向太空、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等“大科学”领域。
最近两次续约（2018年和2023年）的难度则越来越大。西蒙还透露称，尽管去年年底双方续签成功，但实际上“协定”仍处于“搁置”状态。
西蒙认为，当前正在推进的中美贸易谈判，或许能为“协定”的真正重启提供“微弱”空间。诸如放宽出口管制、稳定学者签证政策等具有积极意义的激励措施，不仅能为“协定”的重启注入活力，还能使其聚焦于医药卫生与农业合作领域。
不过，他也坦言，美国更广泛的对华政策动向，比如进一步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以及收紧留学生签证等，都透露出一种令人担忧的“战略脱钩”心态。
尤其在特朗普身边仍然围绕着众多对华鹰派的情况下，许多观察人士都悲观认为，双方达成深层次、建设性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归根结底，更深层次合作的真正潜力，仍取决于能否解决潜在的信任和安全关切。”西蒙说。
山东东营：工人车间内生产碳化硅晶片产品。视觉中国
“反对‘协定’的人往往忽视了：美国竞争力依赖于中国人才”
“我想起21世纪初认识的一名中国博士后，如今他已经是深圳某实验室的负责人。2023年他告诉我，他也很想（和美方人员）重新开展合作，但现在哪怕给麻省理工的同事发一封邮件，都得解释半天。”西蒙无奈道。
他告诉港媒，“协定”的不确定性已经在多个层面都滋生了不信任：学术机构对启动联合实验室等新项目持观望态度，科研人员担忧旅行限制与监控，资金提供方则愈发焦虑，导致科研资助与交流项目逐渐枯竭。
虽然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的中美科技合作仍有延续，但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则会受到严格审查。
中美学者参与联合研究项目的意愿本就日渐减弱，而特朗普再度执政后进一步限制签证与科研资金拨款，无疑是雪上加霜。签证申请大面积遭拒的情况下，“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普遍感到震惊与被排斥。”
而早在首届总统任期时，臭名昭著的“中国行动计划”已经让超过1400名华裔或中国籍学者的工作岗位流失，特朗普主推的这项“毒计”迫使数百名中国科学家和博士后选择离开美国。
一项针对华裔美国教职人员的近期调查显示，61%的人因担心监控和骚扰而考虑离开美国。研究追踪还发现，早在2021年，与中国相关的科研人员，从美国机构离职、变更隶属关系的比例就已上升了22%。
“合作的寒意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已经看到人才储备的持续下降……这些政策对美国在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方面的负面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让人难以理解特朗普政府2.0行动背后的逻辑。”
西蒙直言不讳，“反对‘协定’的人常常忽视一个事实：美国在许多科技领域能够继续保持竞争力，是因为我们依赖于中国人才参与美国研发体系。破坏中美人才流动将危及美国长期的创新表现。”
他还警告道，如果“协定”无法继续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联合研究机会，在美的中国顶尖研究人员可能会转向其他国家，中国也可能通过类似“千人计划”等政策吸引人才回流。
西蒙强调，“协定”是反应中美在双边关系中如何看待科技外交的“风向标”。若它陷入停滞甚至瓦解，不仅预示着两国在贸易、军事领域从接触转向“脱钩与遏制”，更意味着全球知识创造的根基也将受到冲击。
“无论是气候变化、清洁能源配资行业查询，还是流行病与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其有效解决都离不开中美两国的持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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